序言

為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大力弘揚黨帶領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奮斗中形成的偉大精神，構建以黨建為引領、黨員為先鋒的新媒體宣傳陣地，城運公司網站特別開辟《黨史教育》宣傳專欄，定期推出黨史系列知識和公司優(yōu)秀黨員先進事跡，帶領廣大黨員干部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zhí)行力，充分發(fā)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以昂揚姿態(tài)奮力開啟“十四五”發(fā)展新征程，以優(yōu)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

原標題：《黨史回眸｜①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干中開始醞釀。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系，并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會場（蠟像）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舉行。出席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作為陳獨秀的個人代表參加會議的。這13位代表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chuàng)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會議。

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

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正式開幕。馬林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第三國際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又多了一個親密戰(zhàn)友，并對中共提出了建議和希望。尼科爾斯基介紹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況。

7月24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區(qū)黨團組織的狀況和工作進程，并交流了經驗體會。25日、26日休會，用于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27日、28日和29日三天，分別舉行三次會議，集中議論此前起草的綱領和決議。

7月30日晚，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會議剛開始幾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警覺地說這人一定是“包打聽”，建議立即停會，大家分頭離開。

中共一大會址

果然，十幾分鐘后兩輛警車包圍了一大會址，法籍警官親自帶人進入室內詢問搜查，沒有找到多少證據，威脅警告一番后撤走了。為了確保會議安全，第二天清晨，代表們分兩批乘火車前往嘉興。31日11時許，一大會議在緩緩劃行的南湖游船“畫舫”上繼續(xù)進行。

南湖會議繼續(xù)著上海30日未能進行的議題，先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這份15條約700字的簡短綱領，兼有黨綱和黨章的內容，是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規(guī)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

接著與會代表討論并通過《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規(guī)定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加強對工人的領導，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中發(fā)展黨員，在反對軍閥官僚的斗爭中，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

最后，一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代表們認為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

中共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延展閱讀：【黨史今日】

1943年3月19日劉少奇致電陳毅、張云逸等介紹華北對敵斗爭的經驗。電報指出：在反“掃蕩”時，要靈活地運用游擊戰(zhàn)、地雷戰(zhàn)等戰(zhàn)略戰(zhàn)術；民兵數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質量要很好，要加強對民兵的實際的戰(zhàn)斗鍛煉及武器配備；在敵情特別嚴重的游擊區(qū)，游擊部隊要根據不同情況運用不同的組織形式進行活動；切實注意爭取日本俘虜幫助我們做敵軍工作；在游擊區(qū)與敵占區(qū)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爭與合法斗爭需要巧妙配合，爭取各階層人民團結在我們的周圍，共同對付敵偽；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財力與人力的負擔，將節(jié)省下來的人力用在生產上。這封電報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任弼時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釋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電。電報指出：蔣胡急于進攻延安，正表示國民黨當前處于極端困難情況之下（軍事、經濟、政治上極大困難），是為著振奮人心并借以團結內部所采取的一種行動。我們失去延安雖有某些損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別在臨沂、魯中勝利之后，不會因為退出延安對我喪失信心。而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陜甘寧而加以打擊消滅，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區(qū)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

1953年3月1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解決區(qū)鄉(xiāng)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謂“五多”，就是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各級黨委對這些很久就存在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因為區(qū)、鄉(xiāng)的“五多”，基本上都是從上面產生的，是因為在縣以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存在著嚴重的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所引起的，有些則是過去革命戰(zhàn)爭和土地改革時期的產物，未加改變，遺留至今的。因此，必須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過程中，著重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并將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加以改變，方能解決這個問題。指示認為區(qū)鄉(xiāng)工作中的“五多”，主要表現為對農民干涉過多，強調指出：農業(yè)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yè)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對于互助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決定給以積極的提倡和適當的指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決不應當將它們混同于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決不應當施行過多的干涉。我黨現在在農村中的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許多同志將分散的經濟混同于集體的經濟，就是干涉過多。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鄧小平會見瑞士聯邦委員、公共經濟部部長霍納格時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他指出：我們將會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我們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四個現代化是搞不好的。當然，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國家發(fā)展經濟都要靠自己。我們政策的連續(xù)性是沒有問題的。政策是否有連續(xù)性，關鍵是看它對不對。如果這個政策對，符合國家的利益，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歡迎，誰也變不了；如果這個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就沒有連續(xù)的必要。此外，我們還要制定同國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資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了，國際上也可以放心一點。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鄧小平曾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指出：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fā)達不起來的。我們經濟上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fā)展的起點。我們好的傳統(tǒng)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fā)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

2013年3月19日習近平接受俄羅斯俄通—塔斯社、俄羅斯全國廣播電視公司、南非衛(wèi)星電視五臺、印度報業(yè)托拉斯、巴西《經濟價值報》和中國新華社記者聯合采訪，就中國同有關國家雙邊關系、中非關系、金磚國家合作、中國改革開放等闡述了政策主張。關于中國改革發(fā)展，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zhí)政，就是要帶領人民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更好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開創(chuàng)發(fā)展新局面，就必須實現改革新突破。我們將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各方面體制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fā)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隨著形勢和條件的變化而向前發(fā)展。我們愿意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但不會照抄照搬任何國家的發(fā)展模式。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只有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道路，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最終才能走得通、走得好。關于中國同世界的關系，他強調，中國人是講愛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胸懷的。隨著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將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為人類和平與發(fā)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fā)展道路。我們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fā)展道路，國與國之間、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齊心協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在回答關于中國領導人的工作狀況的提問時，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多，國情復雜，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的所思所盼，要不斷增強工作能力，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牢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記責任重于泰山，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