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tǒng)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
十二月會議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黨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決新形勢下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和策略問題。這是因為，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解放區(qū)迅速擴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對于如何適應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況，做好新區(qū)工作和城市工作，黨還缺乏經驗。而在實際工作中，已經出現(xiàn)侵犯中農利益和民族工商業(yè)利益的偏向，甚至籠統(tǒng)提出“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錯誤口號。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嚴肅地告誡全黨：“現(xiàn)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他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font>
在探索接收城市經驗的過程中，1948年2月，黨中央批轉《中央工委關于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6月批轉《東北局關于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12月又批轉陳云《接收沈陽的經驗》。由于黨采取了一系列正確政策， 新解放城市的社會秩序都很快趨于穩(wěn)定，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fā)展，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
為保證黨的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嚴格地得到貫徹執(zhí)行，毛澤東反復告誡全黨：必須維護黨的集中統(tǒng)一的領導，加強組織性紀律性，迅速克服過去由于長期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產生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tài)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黨中央要求各地嚴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同時，及時批評黨內民主生活不足的現(xiàn)象，要求加強黨的民主生活，健全黨委制。
這時已處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面勝利的歷史轉折期。黨的歷史證明，在歷史重大轉折到來時，必須有預見地認真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及時制定正確的對策，采取有效的措施。黨在這個歷史時刻制定了各項切合實際的政策，并為增強全黨同志的政策觀念進行大量工作，使全黨在正確路線和政策的基礎上保持高度的統(tǒng)一，有條不紊地開展工作，這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chuàng)造了最重要的條件。
黨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新發(fā)展
和民主黨派的歷史性選擇
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推進，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人民運動有了新發(fā)展。廣大學生越來越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內戰(zhàn)”的口號，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幟下展開斗爭。1947年10月，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遭非法逮捕，慘死獄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個城市的10萬余名學生掀起了一場“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反迫害斗爭。1948年4 月，華北學生為抗議當局取締華北學生聯(lián)合會的斗爭與平津地區(qū)教職員工為要求調整待遇而進行的斗爭相結合，形成聲勢浩大的四月風暴。5月至6月間，又爆發(fā)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反對美國政府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愛國運動。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陷于徹底的孤立。
各民主黨派和廣大無黨派民主人士日益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他們中間一些人，曾經主張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中間路線”，也就是所謂“第三條道路”。但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國民黨當局對愛國民主力量迫害的加緊，以及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深入，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間階層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迅速走向破產。
在中國兩條道路、兩種前途、兩個命運的決戰(zhàn)中，原先的中間力量出現(xiàn)了分化。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數(shù)人在抵制偽國大、反對偽憲法的斗爭中，堅定地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在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tǒng)治和內戰(zhàn)政策的斗爭中起了積極作用。他們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奮斗，并在斗爭實踐中不斷進步，這是各民主黨派在這個時期的表現(xiàn)的主要方面。這使中國各民主黨派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的民主黨派主要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他們都主張愛國、反對賣國，主張民主、反對獨裁。在這些方面，他們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政綱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采取了積極爭取和團結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也幫助了民主黨派中的左派，加強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積極向中國共產黨靠攏，使國民黨當局感到驚恐萬狀，鋌而走險，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加緊迫害。繼李公樸、聞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殺害。民盟地方組織的許多成員被逮捕、綁架，所辦的幾家報社被搗毀或遭襲擊。1947年5月，國民黨公然污蔑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等“受中共之命，而準備甘為中共之新的暴亂工具”。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 月6日，民盟總部被迫在上海發(fā)表公告，宣布解散。
1948年1月，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表示今后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公開表示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其他民主黨派也明確表示了參加新民主義革命的立場。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局面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xiàn)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這個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社會各界熱烈響應，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同各黨派、各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協(xié)商建國的序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基礎。
1949年1月，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lián)合發(fā)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認定中共提出的關于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符合于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懇切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xiàn)”。這個政治聲明表明，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擁護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
同年春，毛澤東在同有關人士談話時提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地位的根本變化。它們不再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在野黨，而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擔負起管理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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